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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名臣王安石为何一直和苏东坡过不去？
因为苏东坡的改革立场不坚定，总是有点墙头草，两头跑的意思。
看史料：
1、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。曰："二公之学皆不正。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！东坡初年若得用，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。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，所以都自改了。初年论甚生财，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，便不言生财。初年论甚用兵，如曰'用臣之言，虽北取契丹可也'。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，更不复言兵。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。"
2、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，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。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，如均户口、较赋役、教战守、定军制、倡勇敢之类，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。后来荆公做出，东坡又却尽底翻转，云也无一事可做。如拣汰军兵，也说怕人怨；削进士恩例，也说士人失望，恁地都一齐没理会，始得。且如役法，当时只怕道衙前之役，易致破荡。当时於此合理会，如何得会破荡？晁以道文集有论役法处，煞好。
3、熙宁更法，亦是势当如此。凡荆公所变更者，初时东坡亦欲为之。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，遂不复言，却去攻他。如荆公初上底书，所言皆是，至后来却做得不是。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，人遂以因循为当然。天下之弊，所以未知所终也。
朱熹评论苏东坡（坡公）和王安石（荆公）是很得其中三味的。从他的总结来看，苏东坡也是个很有点脚底抹油的人。
例如，苏东坡早年也是和王安石一样，要搞改革的。什么为国家新增加财源，王安石就搞了青苗法，苏东坡本来也是赞成的，但后来看青苗法等新法反对意见太多，于是苏东坡就直接怂了。再比如他当初也是叫着要北伐，说什么“虽北取契丹可也”的大话的，后来看王安石用兵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于是又怂了。
至于均户口、较赋役、教战守、定军制、倡勇敢之类的改革措施，这都是当年苏东坡出的主意，想的法子里也有他的一份，结果王安石做了，苏东坡就怂了。削减军籍，王安石做了，苏东坡就怕得罪人，削减给进士的赏赐，王安石敢做，苏东坡也怕得罪人，不参与。
所以，朱熹评价说，苏东坡想干的事，其实和王安石差不多，只是他怂，怕得罪人。于是事到临头就脚底抹油，坏人让王安石当，好名声归自己。
又想做好官，又想做好事，还想不得罪人，难怪王安石瞧不起苏东坡了。
王安石生于1021年，距离当下恰近一千年。千年以前，我中原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或者几个文人一起，吟风弄月，喝酒聊天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都煞有介事。然而，土地的贫瘠带来了思想的贫瘠，带来了见识的短浅，带来了祖宗崇拜和固步自封。
然而，就有那么一个人，清晰地看到宋朝朝廷内部丛生的积弊，看到了人们纸醉金迷背后的危机，听到老百姓在大地主和朝廷重赋压迫下的***，看到了国家这部老化的机器正走向更加老化，而且懂得如何去调理、维修，知道它需要什么，知道如何才能让它精兵简政、轻装上阵，以老树发新枝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这个人，就是当时意识最清醒、思想最超前、文人士大夫中的“另类”——王安石。
正因为王安石意识清醒，思想超前，所以他做事特立独行，说话惊世骇俗。人家十年寒窗，一举考上进士后，在地方象征性地历练历练，就想往京城里做朝官、拜天子，王安石在基层一干就是一二十年，皇帝召他回京，宰相推荐重用，他一概拒绝。他长期坚守在基层工作，头脑中想的就是为国家的疾病把脉，为百姓的贫困找良方，为国富民强寻找上上之策。
经过那么多年的辛苦追寻，上策终于被他找到了，当宋神宗任他为宰相后，王安石迅速将这些上策一一奉献出来：青苗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、保甲法、裁兵法……条条都是针对国贫、民穷、军弱的病症，推行之后，无论国家财政还是军事，都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颠覆性改观。
王安石与众人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，那就是他意志坚定，内心强大，认准的事，十匹马都拉不回。他说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就是这种执著态度的高调宣誓。支持变法的，一切好说，要官给官，要禄有禄；反对变法的，对不起，让位子。所以，苏东坡不受王安石待见，主要是因为这一点，在士大夫围攻王安石的时候，他上书推波助澜，助长了反对的声浪，影响了改革的推行。
苏东坡是个好人，但不是个好政治家；王安石不是个狭义上的好人，但他是个好改革家、政治家，不仅有思想，有远见，而且还有强大的执行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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